美国大选在即，市场关注未来中美经贸关系走向。和共和党，两党对华贸易政策取向存在分歧。但采取偏强硬的对华战略竞争策略，对华加征高关税是两党共识，只不过实施细节有所差别。
1、两党大概率都会提高中国关键产业关税税率，只是特朗普会更严苛，或提高全部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税率。
2、共和党会扩大加征关税的行业范围，相较而言不太关注征税范围增扩。
3、针对途经第三国抵美的中国产品，或频繁启用反规避调查；共和党则可能直接对第三国征税，相较于对华高关税举措，针对第三国的关税力度或弱一些。
4、随着美国供应链渠道持续改善，两党或均逐渐取消对中国部分商品的关税豁免。
随着美国大选临近，市场开启了一轮特朗普2.0交易。而特朗普鲜明的贸易保护主义标签，引发市场对中国未来出口担忧。
承接本系列第一篇《美国对华关税的逻辑》，本篇聚焦美国两党对华关税态度，厘清两党对华关税的共识以及分歧，为勾勒中国未来或有关税图景提供线索。
美国两党背后的利益群体及价值观差异，导致两党外交策略存异。支持地方与中国经贸往来较多，从全球化中获益较大，如加州等；支持共和党的主要是传统产业密集地区，亦所谓“铁锈地带”，这些地区受全球化及中国产业冲击大，如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
的政治理念是偏左的，意识形态上倾向于自由派；共和党的政治理念偏右，意识形态上偏保守。对应在外交策略上，共和党（以特朗普为例）以民粹、孤立主义为标签；（以拜登为例）则以自由和多边主义为标签。
背后利益支持及底层理念存在差异，两党在外交策略、经贸政策，尤其是对华贸易政策上存在较大分歧。
共和党贸易政策：强调以美国为主。无论是否盟友，若存在不公平贸易就要被征关税。共和党对华贸易政策相较其他国家更为严苛，宣称逐步停止从中国进口必需品，阻止中国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工业。
贸易政策：强调加强与盟友合作。试图动员全球其他国家中国，拉拢盟友国家以共同立场对中国实施一致性谈判。
二、采取偏强硬的对华战略竞争策略，对华加征高关税是两党共识，但实施细节有所差别
2016年特朗普上台至今，美国两党对华政策达成一定共识，即将中国视为“主要挑战与对手”，以此采取偏强硬的对华战略竞争策略。对华竞争策略中，对华加征高关税亦是两党共识。
针对关键产业，如新能源行业征加关税，这是两党共同选择。只不过将上游原材料行业也纳入加征范畴，并且对关键产业征收的关税税率更高。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半导体之前已经被征加25%关税，拜登直接翻倍提高税率，电动汽车关税税率增长三倍，税率达到100%；太阳能电池和半导体关税税率增长一倍，税率达50%。
拜登政府此次施加关税规模180亿美元，远小于特朗普的第三轮（2000亿美元）和第四轮（1200亿美元）。
特朗普则要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即便非关键产业，特朗普也一视同仁征税。
2018年美国需要中国的产品稳定国内物价，尤其是消费电子、鞋帽、家具、轻工制造等高度依赖中国的产品。特朗普对于对华贸易依赖度高的行业，征税力度明显偏弱，税率低，关税覆盖率低。
然而经过疫情这几年，之前美国对华贸易依赖度较高的产业，亦为中国传统优势行业，美国对这些行业产品的贸易依赖度明显下降。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华施加关税，国内的反对声音更小，征税更为便利。
与此同时，全球保守主义盛行，逆差国或通过提高关税来获取国内政治平衡。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国正在掀起了一轮加征关税的浪潮，企图保护本国企业免受海外商品竞争的冲击。
我们在本系列前序报告《美国对华关税的逻辑——关税系列（一）》中提示美国对华五轮关税主要有五大规律：
1）疫情前后美国对华关税有所放缓，但近期美国大选，两党竞相提出对华加征关税；
2）美国对华关税，加征力度最强的是中美竞争性产业，亦为中国中高端制造业；
3）美国对华关税，加征力度偏弱的是中国传统优势产业，亦为美国对华依赖度较高商品所在行业；
方向一，两党大概率都会提高中国关键产业关税税率，只是特朗普会严苛，提高全部出口商品税率。
方向二，共和党会扩大加征关税的行业覆盖范围，相较而言相对不关注征税范围增扩。
方向三，针对途经第三国抵达美国的中国产品，或频繁开启反规避调查，共和党则很可能直接对第三国征税，只是相较于对华高关税举措，针对第三国的关税力度或偏弱。
但我们也需要保持乐观，中国出口综合竞争力有目共睹。与此同时，关税敏感型企业出海或提速。
风险提示：消费复苏动力不足，地产周期改善有限，欧美紧缩货币政策的影响或超预期，地缘政治扰动。
近期特朗普交易2.0引发资本市场热切回应。回顾过往，特朗普在担任总统期间，曾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产品加征关税。尤其今年特朗普竞选期间声称，对中国商品征收60%关税，甚至刚发布的 2024年《共和党党纲》草案提出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并且其竞选伙伴万斯来自“铁锈”地带，对华态度更是强硬。
承接上篇《美国对华关税的逻辑——关税系列（一）》，我们关注美国两党对华关税态度，尝试判断未来美对华加征关税演绎方向。
首先两党的政治力量分布与利益群体分布存在较大差别。美国经济发达，或者高新产业与现代服务业聚集，或者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比较倾向支持，典型有如加州、俄勒冈州、纽约州等。这些地区往往与中国经贸往来较多，从全球化中获益较大。相反，传统产业与农牧业占比较高，或者传统产业受全球化及中国产业冲击更为显著的地区，倾向于支持共和党，例如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等铁锈地带。
其次两党的价值观导向存在一定差异。的政治理念是偏左的，意识形态上倾向于自由派；共和党的政治理念偏右，意识形态上偏保守，共和党右翼更是属于极端保守派，特朗普及万斯则是右翼代表人物。
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以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为特征，共和党右翼反对外来移民，对华裔美国人不信任与针对性执法，倾向于从种族与文明竞争的视角看待中美博弈。
拜登政府对外政策则以自由主义、多边主义为特征，重视通过联合盟友、对华外交接触等手段，降低对华政策成本、提高对华施压效果。
背后的利益群体和价值观差异，导致两党在经贸领域政策，尤其是对华贸易政策上是有分歧的，这点在两党党纲中已有提示。
共和党贸易政策：强调以美国为主，无论是否是盟友，若存在不公平贸易就要征收关税。对华贸易政策相较其他国家更为严苛，宣称逐步停止从中国进口必需品，阻止中国投资。
2024年版的党纲草案更是着重强调“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贸易政策，优先考虑美国生产者而非外国外包商，支持对外国制造的商品征收基准关税，通过《特朗普互惠贸易法案》，并应对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对华贸易政策上，2024年版的共和党党纲草案指出，确保在战略上独立于中国，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逐步停止进口必需品、中国汽车，并阻止中国购买美国房地产和工业。
贸易政策：强调加强与盟友合作，企图动员全球其他国家中国，拉拢这些国家以共同立场对中国实施谈判。
自2016年特朗普上台至今，美国两党对华政策达成一定共识，即将中国视为“主要挑战与对手”，以此采取偏强硬的对华战略竞争策略。而对华竞争策略中，对华加征高关税亦是两党共识。
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承诺会在贸易问题上对华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此后始终坚持这一政策取向。今年特朗普再度竞选美国总统，竞选过程中声称要对中国所有商品征收60%关税。
2020年拜登政府在对华战略竞争这一关键问题上也未松口。拜登任内保留了特朗普在任时期对华出口所加征关税，目前对华平均关税19.3%②，远高于2018年之前水平（3%）。
即使过去几年中美双方多轮磋商并且美国国内通胀高企，拜登也未调降对华关税的税率。拜登在任先后出台三案，吸引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并于今年5月14日宣布对华加征关税。
两党还有另一个对华关税共识，利用关税打压中国关键产业发展。相较而言，对中国关键产业征税，设计得更精细也更具针对性。这也是共和党和对华关税的第一处区别。
是否愿意维持中美 “关键产品之外”经贸关系的联动，这是两党对华关税的第二处区别。
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的四轮征税对象涉及电机及电气设备、机械设备、精密仪器、汽车零部件等产品，主要是针对中下游产成品。拜登政府对天然石墨、永磁体及其他关键矿产征收25%的关税，其中对天然石墨、永磁体的关税是从2026年开始加征，其他关键矿产征税则始于2024年，只是美国白宫并未详细说明关键矿产具体指什么。
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半导体之前已经被征加25%关税，拜登近来针对这三大商品翻倍提高税率。其中电动汽车关税税率增长三倍，税率达到100%；太阳能电池和半导体关税税率增长一倍，税率达50%。
特朗普在此次竞选中宣称，若当选则对中国企业在墨西哥制造的汽车征收200%关税。
拜登政府此次施加关税规模180亿美元，远小于特朗普的第三轮（2000亿美元）和第四轮（1200亿美元）。除去关键产业之外，拜登试图维持与中国在“这些关键产品之外”的经贸互动。
特朗普在竞选过程多次明确表示，若当选将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10%关税，并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达60%。
2024年共和党党纲草案中提到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这意味着之前未被美国加征关税的中国产品（享受3.3%的美国最惠国关税税率），将重新面临32.3%的关税。这也意味着美国对华平均关税税率由19.3%提升至32%（取消最惠国之后的普遍关税水平）。
2017年，美国尚未对华加征关税，彼时中国是美国绝对领先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
美国对中国商品进口占比高达21.6%，比墨西哥（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占比13.4%）高了8.2个百分点。
2018年虽然美国对中国征加了关税，但彼时美国需要进口中国产品以稳定国内物价。这说明当美国经济迫切需要中国产品，且相关产品对中国依赖度较高，此时美国对华关税或有软化可能。
一个典型例证是，2018年特朗普征加关税之后，美国对中国依赖度较高行业暂停征加关税。
对于消费电子、鞋帽、家具、轻工制造等商品，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规模占相关产品的总份额达到50%左右，我们将此定义为美国相关产品对华依赖度较高（约在50%）。
一旦对这类行业加征过高关税，美国国内相应产品价格上行。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看到美国对于对华贸易依赖度高的行业，关税覆盖率偏低，且美国选择在最后时刻再对这些产品加征关税。
特朗普在任时期试图针对中国依赖度较高产品加征关税，当时面临较高的国内反对声音。
2019年8月1日，特朗普宣布拟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这一轮关税清单主要以消费电子、鞋帽、家具、轻工制造等中国传统优势商品为主，随即遭到了美国零售业的强烈反对。
美国零售商联合会报告显示，如果加征关税，美国消费者一年要多花费44亿美元购买服装，多花费25亿美元购买鞋类，多花费37亿美元购买玩具，多花费16亿美元购买家庭用品。
对比2017-2020年，当前美国对华产品依赖度明显下降，美国对华征收关税的阻碍小于以往。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着力改变对美国而言关键商品的供应链，试图逐渐摆脱对中国传统优势行业出口依赖，目前已有成效。2017年时美国对华贸易依赖度较高的中国传统优势行业，近些年对华贸易依赖度均出现明显下滑。
2023年美对华贸易依赖度为13.9%，较2017年时的峰值（21.6%）下降了7.7个百分点。
从特定代表性产品来看，2017年到2023年，美国消费电子对华贸易依赖度降幅最大，降幅达到26.6个百分点；家具、鞋帽、纺织品、轻工制造降幅也超过10个百分点。
当前经贸困境和贸易失衡导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日益突出，多国右翼保守主义势力崛起，关税保护措施频出，以保护本国企业免受海外商品竞争的冲击。
IMF预测未来数年全球贸易量增速维持在3%左右，远低于历史（2000-2019年）平均值4.9%。
杨攻研③等使用1870~2010年期间全球176个国家的历史数据佐证了这点，即两国贸易失衡程度越严重，经济与贸易的博弈概率也越高。
1980年代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扩大后，美日贸易摩擦升级；2010年以来中美贸易顺差走阔后，美国借此由头于2018年挑起中美贸易战；这些都是典型实例。
2020年至今，中国贸易顺差迅速扩大，规模在2019年为4210亿美元， 2023年就达到了8221亿美元，增长了近一倍。分国家来看，对美贸易顺差规模在2022年达到峰值（4041亿美元）后有所下降，2023年为3361亿美元；对东盟、墨西哥的贸易顺差在2019-2023年期间增幅明显，分别增长582、307亿美元。
目前除了美国和欧盟对华加征关税之外，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国也掀起了一轮加征关税浪潮。
继2023年8月15日宣布上调包括钢铁、铝等产品进口关税税率为5%~25%后，自2024年4月23日起，墨西哥上调涉及钢铁、铝材、纺织品和服装、鞋类、木材、塑料及其制成品、化学品、纸和纸板、陶瓷、玻璃制品、电气材料、运输设备、乐器等多种进口产品的最惠国关税，税率为5%~50%。
今年6月28日，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长祖尔基弗利·哈桑表示，印尼将对从鞋类到陶瓷等进口产品征收100%至200%的保障性关税。
我们在报告《美国对华关税的逻辑——关税系列（一）》中复盘了2018年以来美对华加征的五轮关税。
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华加征额外关税。2020年1月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特朗普对华共施加四轮关税，规模高达3700亿美元。今年5月14日，拜登政府开启任内首轮对华加征关税，规模为180亿美元。
第一，疫情前后美国对华关税有所放缓，但近期美国大选，两党竞相提出对华加征关税；
特朗普政府对华大规模加征关税始于2018年，直到2019年12月15日签订《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暂时告一段落。
时隔4年后，今年5月14日，拜登政府再度宣布对华加征关税，涉及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
第二，美国对华关税，加征力度最强的是中美竞争性产业，亦为中国中高端制造业；
（1）加征关税时，针对中国中高端制造业加征关税实施时间最早。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一开始重点针对中国的中高端科技制造业，随后范围扩大到中国传统优势产业（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特朗普政府前两轮加征关税就重点锚定中国新兴制造业商品，例如机械设备、电机及电气设备、精密仪器；到第三轮、第四轮征税规模扩大，征税的产品范围才扩大到中国传统优势商品，例如纺织品、家具玩具、钢铁制品等。
（2）中美谈判磋商期间，美国对关税税率的“松口示弱”仅局限于中国传统优势商品。《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订后，对第四批1200亿美元商品加征15%的税率降至7.5%。这第四批1200亿美元商品主要包含的是玩具、服装、塑料制品、钢铁制品。对于以机械设备、电机及电气设备、精密仪器等中高端制造产品为主的前三批关税税率依旧维持在25%，并未有松口迹象。
（3）疫情之后，拜登政府也是针对中高端制造业加税。今年5月再次对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半导体等中国出口“拳头”产品加征关税，在4年前被加征25%关税的基础上，税率翻倍增长。
（4）从征税力度看，美国对华商品征税力度大的商品同样也集中在中高端科技制造业。对机械设备（如专用机械、动力机械、通用机械等）、电力设备、道路车辆等中高端科技制造业的关税覆盖率都近100%，意味着这些行业的产品都会被加征关税，甚至多数税率都是25%。
第三，美国对华关税，加征力度偏弱的是中国传统优势产业，亦为美国对华依赖度较高商品所在行业。
美国加征关税力度偏弱的是鞋帽、消费电子、家具、矿产品、轻工制造等，这些是中国传统优势出口行业，也是美国对华依赖度高的行业。这5个行业关税覆盖率分别为42.5%、47.1%、41.6%、45.9%和40.4%，关税覆盖率都低于平均水平。
石油石化、农林牧渔、医药品和精密仪器是美国绝对竞争优势产业，美国对此具备充分的产品自信。针对这四类产品进口，美国征收的关税并不高，关税覆盖率也偏低。这四个行业美国从中国进口最多的是精密仪器和医药品，关税覆盖率分别为61.4%和 0.1%。
尤其是2017年时美国对华贸易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如消费电子、家具、鞋帽、纺织品、轻工制造等，在最近几年对华贸易依赖度都出现了明显下滑。
方向一，两党大概率都会提高中国关键产业关税税率，只是特朗普更严苛，或对全部中国商品提高税率。
对华加征高关税已是两党共识，无论是共和党，还是上任，当前美国对华平均关税将会维持（约19.3%），而已被加征25%关税的中国关键产业，或将被进一步征收关税。
两党的细节区别在于，特朗普或许会提高中国对美全部出口商品的税率，征税更多针对关键产业，而“关键产品之外”关税税率或许提高的幅度不大。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特朗普竞选期间演讲以及，新出炉的共和党党纲2024年草案中得到印证。
方向二，共和党会扩大加征关税的行业覆盖范围，相较而言对关税覆盖率的广度并不看重。
共和党党纲2024年草案中已明确提出，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取消最惠国待遇，最受影响的行业就是之前未被加征关税的行业。之所以特朗普会提出这一关税建议，原因在于目前美对华贸易依赖度下降，关税对美国进口中国商品的影响降低。
相较共和党，更加强调针对关键产业征加关税，而非全面加征关税。毕竟票仓所在地，往往与中国经贸往来较多。
方向三，针对途经第三国抵美的中国产品，或频繁开启反规避调查；共和党则很可能直接对第三国征税。相较于对华直接开整高关税，针对第三国的关税加征力度或偏弱。
美国1988年的《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第1321条确立了“进口国境内组装”、“第三国组装”、“产品微小改变”与“后期开发”四种规避形式。
目前美国已对途经泰国、柬埔寨、越南和马来西亚的中国光伏产品；途经墨西哥的中国钢材和铝材，分别于今年6月6日、7月10日征收反规避关税。
强调加强与盟友合作，要拉拢全球其他国家中国，因此更倾向于途经第三国的中国产品开启反规避调查，尽可能避免惩罚性措施殃及其盟友，破坏其在中国之外所创建的供应链体系。
相较，强调美国优先的共和党并不会如此。共和党党纲2024年草案指出只要有证据证实存在不公平贸易，就会征收关税。
所谓关税豁免，是指部分商品前期被加征关税，但为了缓解国内的通胀压力和供应链的危机，不得不暂时取消加征关税举措的中国出口商品。
拜登政府自上台后就着力改善关键商品的供应链渠道，目前已有成效。今年5月24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于 352 种中国进口产品和 77 种疫情相关类别的所有 301 条款关税豁免处理决定，其中部分产品豁免条款将延长至 2025 年 5 月 31 日，以支持将采购转移出中国的努力，或在中国境外产品供应仍然有限的情况下提供更多时间。但涉及中国的102个类别的产品或被取消豁免，再次面临关税，这些产品类别包括车库门开启器、机动车用的开关、印刷电路板组件、电动摩托车、天然石墨以及各种行李包和邮差包。
以医疗用品为例。因疫情缘故，美方多次延长从中国进口的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医疗产品的关税豁免时间。
随着疫情结束，对医疗用品的关税豁免正被取消。因此我们看到在5月14日拜登政府加征关税的产品中，对部分医疗用品开始加征关税，而且加征关税税率并不低，对注射器和针头的税率从0%提升至50%，对口罩、医用手套关税税率也都提升至25%，高于19.3%的平均水平。
①苏刘强，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基本共识与关键分歧，《国际展望》2024年第1期。
③杨攻研、张明、张慧敏，危险的失衡：贸易失衡的国际冲突效应及作用机制，《当代亚太》2023年第1期。
消费复苏的持续性仍存不确定性。今年以来，居民消费开始回暖，但仍未达到疫前常态化增速，未来是否能持续性的、修复改善，仍需密切跟踪。消费如再度乏力，则经济回升动力将明显减弱。
地产行业能否继续改善仍存不确定性。本轮地产下行周期已经持续较长时间，当前出现短暂回暖趋势，但多类指标仍是负增长，未来能否保持回暖态势，仍需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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